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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英國留學,親戚兄弟都在美國、加拿大,工作時大學打交道的人都很international,在海外不應該有任何適應問題。他不會覺得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合理,知道家人(也就是我一家)如果在香港會過得不開心。但是,他始終不願意移民,雖然他不抗拒在海外定期團聚。

除了年齡、行動力,我想更根本的是因為他的中國人身份認同。這是總結關於父親的回憶部份的最佳註腳。

父親這方面的理解,大概有點像李柱銘那一代人,始終覺得這個政府無論有多不堪,和他是一個中國人,兩者之間並沒有任何correlation。他就算曾經land 過其他國家搞移民,但始終不會覺得自己是另一個identity。他覺得中國人的概念不是民族主義、也不是建構出來的,而是地理環境客觀形成的,所以在這片土壤,他始終覺得是自己的地方。「政府可以選擇,國家不能選擇」,我想這是他的基本價值觀。

當然,他也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但當然不會否定自己是中國人。他認為這兩個身份是相輔相成的,假如不在「中國香港」,其實也很難claim自己是香港人。

對香港,他認為這是他工作、付出了一生的地方,無論變得怎樣,他都有一份不能取代的投入感和歸屬感。到了另一個地方,他完全無感,可能更不知道人生的意義(最後那句是我說的)。也許他還覺得可以在香港終老,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總之有很多這類比較禪的想法,超過了功利、感情、理想的計算,實在不是我此刻的心境能夠明白的。

而且也許他這一代人,見證過不少歷史的循環,心底裏也不相信中國永遠都是今天這樣。既然如此,隨遇而安,也許是他的人生哲學。

正如大家知道,我對identity從來都不是這樣理解,這也是我和他最大不同之處之一。他說服不了我,我也說服不了他。但他願意疫情紓緩時到牆外透氣,我已經很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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