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7】「中華朝代史觀」的香港 (Patreon)

先談第一種研究香港的框架：「中華朝代史觀」。

如果要理解香港在今日「國家歷史敘述」、或所謂「愛國史觀」之下的模樣，我們便必須先回到早期的「天下觀」，去理解香港會被放在甚麼位置。「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宋人石介的這段〈中國論〉所展示的「中國」，其實就是一種文化上的自我認定，且認為自身的地理位處天下的中央。[1] 相對於中央的，自然就是邊緣，是所謂「化外之地」，因此從先秦起，「中原」對以外的部族即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帶有貶義色彩的名號。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指出，這種觀念的形成與中華文化長年處於（自我）優越地位有關，並列出漢字以及儒家文化為例，兩者均對周邊國家如日本、韓國、越南等有重要影響，令中國在當時已知的世界，自認為是唯一的最高文明，也傾向不接受有其他文明足以平起平坐的存在。即使是外族入主中國，亦早晚會被較為優越的中華文化所同化。[2]

基於這種中原至上的文化優越感，即使到了清代，香港都仍然被視為邊緣的蠻夷地帶。但這種中央 Vs 邊陲的假定，往往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早起中國歷史的「中原人」，不少都在不同時代走到「蠻荒」避秦，令所謂邊陲的文化，其實毫不比中央文化遜色，單是香港官方語言廣東話的源頭，就可以如此追溯。然而在中原人眼中，邊地就是邊地：例如十九世紀六○年代因為被中原政權看作太平天國「長毛狀元」而被逼前往英籍香港尋求庇護的才子王韜，曾言香港是「人跡所不樂居，朝廷亦度外置之」的地方，甚至稱之為野獸、盜賊雜居之地。[3] 諷刺的是，這位王韜正是因為有了香港的經歷，才對中國、乃至全球，產生了一定影響：他後來成為第一位在英國牛津大學演講的華人，並在香港創辦第一份具影響力的華文報刊《循環日報》，提倡變法、新政，其中一位讀者是曾路過香港的康有為，據學者羅香林考證，康有為的變法思想，正是源自於王韜。[4]

由此可知，歷史上中國人對香港這塊土地的歷史，從來並不怎麼關心，既沒有深究它有可能繼承到部份真正的古代中原文化，更對香港的海洋屬性、老早傳承了中華文明以外的海洋文明接近一無所知。關於香港最早的記載，是唐代文人韓愈〈贈別元十八協律〉的第六首，提及到「屯門」兩字：「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浪沒。餘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為不忍別，感謝情至骨。」這個行政分區之所以會出現在韓愈的詩中，便是因為他被貶謫，被發放至時人眼中的化外之地。這裏的「屯門」和今天作為香港新界一區的屯門，正如後來葡萄牙進行屯門海戰的屯門，位置都並非完全一致，但其實單是「屯門」，也不乏歷史上的文明蹤跡，只是在中原史觀眼中，就被大筆一書，當作蠻荒處理。

雖然香港後來急速發展，經濟、文化水平與中國大陸相比都毫不遜色，但這種中原至上的論述一路延續至今，起碼成為中國學者閱讀香港的主流。香港作家陳冠中稱之為「天朝主義」，並指出在這種論述裡，「中國與香港是中心（天下）與邊緣（封土）的主從倫理關係，邊疆（香港）必須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中央（中國）則承擔起邊疆的道德責任／官方的思想同化香港，隱沒了香港的獨特性以及主體性」。[5] 在這種觀念下，任何肯定香港存在自身優勢的，幾乎都可以扣上政治不正確的帽子，這也是近年香港人（包括表面上的建制精英）對中國官方論述有牴觸情緒的一大原因。時至今日，在中國的歷史建構裡，不但仍然殘留著歷史悠長的天朝思想，反而隨著新朝代的絕對大一統思潮重新出現，逐漸變得更具凌駕性且僵化。

[1]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1997。《否想香港》。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23－24。

[2] Fairbank, John K. 1942.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2):129 – 149. 

[3] 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19-20。

[4] 李谷城。2000。《王韜與香港近代報業》。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頁337-353。

[5] 陳冠中。2012。《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