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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從批准大陸居民來港自由行後,香港每年都有數十萬「同胞」入境旅遊消費,來者不拒、多多益善,但五十年前,就是另一回事。

1958年,中國大陸爆發大躍進後的大饑荒,大量廣東省沿岸的中國難民湧進香港,這和當時廣東領導人陶鑄的取態有直接關係。驟然間,香港由1947年的180萬人口,極速增加至300多萬人。這突如其來的龐大人口增長,對當年香港的經濟、醫療、居住環境、社會治安等,都造成極大壓力,加上需要平衡人道、資源、外交等諸般考慮,令難民潮不但成為港英政府的棘手問題,更變成國際事件。

根據當年《星島日報》報道,中國難民來港後,找工作殊不容易,維持生計亦成問題,絕大部分都處於食不果腹的狀態,很多難民更因找不到房子,只能一家大小在街頭露宿。為求有片瓦遮頭,有些人用幾張紙皮、或弄幾塊木板,在街頭巷尾或山邊地方,搭建簡陋、並不蔽風雨的「居所」。

在如此惡劣的居住環境,加上公共衞生設施不足,很多人不幸染病。有為人父母者,狠心將年幼子女販賣或遺棄街頭,任其自生自滅。當年社會上有不少慈善團體仗義幫助這群難民及被遺棄兒童,奈何杯水車薪,到了最後,還是要政府承擔責任。

1958年11月8日,《星島日報》一段專訊報道「英國出席聯大人道社會文化委會代表韓斯比女士,經已向各國呼籲,協助救濟香港中國難民」,就很值得重溫。代表英國的韓斯比在聯合國大會中,除了呼籲國際社會「援助香港」,還特別批評「蘇聯所提難民應盡早自動返回其本國之建議」,可見英國爭取國際資源接濟中國難民遇上的最大阻力,居然是共產陣營領袖蘇聯。但當時中蘇兩國已經交惡,蘇聯的取態更多是要看中共出醜,多於「反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

此前一日,《華僑日報》在1958年11月7日發表社論,題為「為救濟香港難民再呼籲」,提到 「英國倡議發動一個『世界難民年』運動,在聯合國已獲支持」。英國似乎希望這運動能喚起國際社會對香港難民問題的關注,並試圖將問題國際化,於是將其放入聯合國會議議題中。社論指出,聯合國各國政府共同承諾對在巴勒斯坦的一百萬阿拉伯難民,撥付1600萬美元援助,反之「聯合國救濟香港難民而設其特別基金賬戶內,則只收到一張五百美元的支票,及格林蘭愛斯基摩人送來熱情的允諾,捐出一些雪凍的魚類」。相信今天的香港人,很難想像當年是巴勒斯坦的比較對象。

從當時輿情可見,在救濟難民議題上,不少團體曾向國際社會發出募捐的呼聲。上述社論則提及「據可靠的統計數字指出,中國難民最少有七十萬人」,以香港當時的人口數目計算,差不多1/4人口都是剛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當中成年人佔55%,兒童佔45%。社論又指「香港中國難民問題被提到聯合國請求注意的,始於1952年」,但直至1958年,聯合國對香港所做的,就是派專員到港「調查」,六年來都還在研究,並未提供任何援助。難怪社論對聯合國的冷淡漠視態度感到失望,唯有寄望「通過國際間的公私援助方法,長期募集基金」,並寄盼英美等國能率先伸出援手。由此可見,當年香港的形象殊非今日的國際大都會,反而和其他戰後殖民地不遑多讓。

Sources:

  • 「香港有難民九十萬,英代表向人道委會呼籲請求各國協力從事救濟」(《星島日報》,1958年11月8日)「為救濟香港難民再呼籲」(《華僑日報》,1958年11月7日)
  • 「為救濟香港難民再呼籲」(《華僑日報》,1958年11月7日)
  • 原載《信報財經新聞》,2008年9月8日,經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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