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07✈️】舊地緣政治的助力與局限：以國泰航空為例 (Patreon)

舊世界視地緣政治為一片理解世界的濾鏡，除了讓國家行為體（state actors）了解國際政經局勢外，還能讓國家層面以下的其他行為體，例如私人公司，作出合乎自身利益的決定。但到了新時代，就算在地緣政治最全球化、最上天入地的企業，和互聯網創科公司相比，也很難超越原有地緣定義。我們可以舉出香港人本來最自豪、象徵傳統地緣政治最遙遠邊界的國泰航空，作為典型例子。

自香港開埠以來，政經局勢一直非常複雜，而國泰航空自1946年創立以來，在了解到香港的獨特地緣政治角色後，便不斷以靈活模式，將自己的「企業國藉」（corporate nationality）改變，去貼合管治者的心意，冀穩定企業在當刻管治者思維下的持續發展。[1] 在開業的首35年（1946–1981），國泰航空見證著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站穩了腳步，經濟急速飛躍，還有英國政府視香港為獲取遠東利益的關鍵連接點。在這段期間，國泰航空由一位美國人和一位澳洲人合辦的初創企業，蛻變成為一家代表英聯邦的集團，隨後再搖身一變，成為一家代表英國本土利益的香港公司，這正是國泰配合地緣政治要作出的企業手術。

在80年代初的中英香港前途談判開始後，由於英國在香港利益的可持續性開始備受質疑，國泰航空就感覺到又要改變了，積極尋找香港本地顯赫財團入主，亦騰出一部分股份，讓香港市民成為公司的股東，以提升公司的「香港本地」形象。但即使在這樣的形象改造下，國泰航空似乎仍然未讓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的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感到安心，而當港龍航空在被太古收購前，亦一直代表北京較信任的勢力，與國泰競逐香港本土航空的龍頭地位。

最後，國泰發現即使再強調公司的香港在地性，亦得不到北京的太多支持，為了公司的長遠發展，便開始接受中國企業的直接投資，希望取得北京更多對公司的信心。到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多名國泰機師因為支持運動，被中國政府秋後算賬，連國泰行政總裁兼常務董事何杲（Rupert Hogg) 亦被逼辭職，繼而再出現2020年的《港區國安法》，國泰只能在新地緣政治下對北京一邊倒，企業雖然是生存下去了，自身文化傳承卻和香港一樣，已經所剩無幾了。

在這個過程中，國泰航空無疑充分展現出靈活性，面對多變的地緣政治，咬牙切齒地經歷公司的改組：為得倫敦歡心，從一家美澳創辦人的公司過渡到更「英國化」的太古集團（Swire Group），但亦是因為與英國的淵源甚深，使得國泰在香港主權移交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即使經歷過重組，接近香港本土的品牌形象亦未得北京放心，終令國泰打開門戶讓中國企業投資，最終得到被完全「奪舍」的下場。從這個例子，我們能夠看到國泰航空雖然努力迎合香港的地緣政治局勢，透過多次改組公司的股份結構，打造出合乎政權心意的「企業國藉」，但自主空間還是越來越少，乃至名存實亡。然則在虛擬時代的「新地緣政治2.0」，能夠與時並進、突破舊地緣政治角色的企業，又是如何的？

[1] Wong, John D. “Flexible Corporate Nationality: Transforming Cathay Pacific for the SHIFTING Geopolitics of Hong Kong in the Closing Decades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Enterprise & Society, 2020, pp. 1–33., doi:10.1017/eso.20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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