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05】數位外交：地理香港的噩耗・海外港人的機遇 (Patreon)

隨著跨地域的全球性戰爭結束，人類社會的經濟急速發展，使得許多以往只能出現在電影裡的科技變成現實，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亦提供了新的平台，讓人們得以跨過空間的界限交流。在外交層面上，數碼科技一方面化身成為一種工具，讓各國政府更清楚了解民眾所想、更容易進行各式各樣的倡議工作，視乎情況有策略地影響個人、團體、甚至是其他國家。關於「數位外交」這個新的外交空間，究竟對地理「新香港」和海外香港人分別有何影響，有兩點特色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是「客製化」的政治體驗。在這個新的外交空間裡，民眾情緒與政治行動相互纏繞，活躍的政治行為者除了政客、外交官員等人之外，還可以是像你我一樣的普通人。網絡平台降低了參與政治活動的門檻，也降低了參與國際關係的門檻，例如透過社交媒體號召成千上萬的群眾集會，在自由世界，絕不是天方夜譚，而人們亦可以按照自己在意或感興趣的事項發聲、發起聯署、成立一個一個相關的團體、集資眾籌，乃至以虛擬經濟形式持續發展。科技進步無疑是「客製化」人們的政治體驗，但過分的割據公共領域，亦有可能對社會和諧造成負面的影響，門檻過低更有機會引來投機份子特意將社會進一步撕裂。在這樣的態勢當中，《港區國安法》後的地理「新香港」卻偏偏失去了能動性，結果唯一能承接這方面角色的有關個體，就只有流散世界各地的香港人。

第二，民眾的情緒在「數位外交」擔當重要角色，這和昔日精英主導國際局勢的局面截然不同，乃至徹底相反。情感、或是情緒，在演算法下，可謂互聯網上各大社交媒體、網絡平台的「不變項」。無論是源於世界另一角落發生的不公義事件，又或是對於國家政客在某事情的處理不當，民眾在互聯網上的各種留言、評論，都是盛載著滿滿的情緒。情感主導的討論所產生的巨大能量，有可能對國家的外交政策與方向造成各種衝擊、改變，例如國家可能為安撫民眾的情緒，而調節自己外交的方向，從而錯失達成某協議的機會。而當科技持續進步時，新的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等技術的發展，只會更容易挑動人民的情緒，亦帶來了不少疑慮：例如給予機會投機者，透過網絡動員，挑起政治紛爭、煽動民眾、為極端組織招募成員等。

與情緒相關的「數位外交」衍生物，便是民眾的身份建構。如果說國家幾乎都希望改善自己的形象，民眾似乎更希望找尋、建構一種身份，成為某團體的一部分，而不一定服膺國家由上而下的官方建構。身份並不只是一種自我表現，更多時候是一種自我肯定，而在混亂的時局裡，民眾對找尋一種身份的渴望往往更強烈。在網絡世界，身份可以是一種共同感受，而當民眾的情緒與其身份建構相互依存時，所謂的「公眾」，其實只是一個持續改變的流動存在。是故以人口（例如年齡、收入）、地理（例如是本土或是外來）、社會文化（例如種族）等傳統標籤，去分辨政治行為體的習慣，可能已經沒有以往般準確。加上這種共同的感受，無論是共同的苦、還是共同的樂，都為一個共同體的建構，打下了穩固的基礎，反映《港區國安法》後的「新香港」政府要固化香港人的「一國」身份認同，可謂逆潮流而行；但海外香港人通過這些平台構建共同體，卻是事半功倍。

現在，已經有不少以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為基礎的網上虛擬團體，昇華到更實在的現實連結的例子。例如尼日利亞六十年代爆發的比亞法拉（Biafra）獨立戰爭，雖然失敗收場，但現在建立比亞法拉的伊博族人（Ibo）卻通過網絡的比亞法拉共同體，在各地、特別是英美的離散社群，締結了龐大的身份認同。即令恐怖組織如「伊斯蘭國」（ISIS）的招募，也非常著重共同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提煉出來的情緒，通過對「烏瑪」（Ummah，意為「民族」，可被引伸至「社群」的意思）、即「穆斯林共同體」的強調，去吸引某部份持激進理念的伊斯蘭教信徒。

由是觀之，地理「新香港」在「數位外交」的失語，與「香港人共同體」通過虛擬世界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得到固化，本來就是一體兩面的共同大趨勢。

▶️ 延伸視頻：王立、沈伯洋：中共網軍怎樣散播謠言，在台灣傳播失敗主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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