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志 28】香港島取代舟山群島的英國地緣政治方程式 (Patreon)

英國最終還是放棄已經佔領到手的舟山群島，改為殖民香港島，這是香港國際歷史上的真正轉捩點，但研究的人很少。這一個選擇之所以關鍵，因為背後的地緣政治考量，深深符合我們上一章強調的有關理論，反映香港確是從這些設定之中誕生。

首先以大清帝國態度而言，朝廷上下都強烈反對割讓舟山，畢竟舟山近在咫尺，距離繁榮江浙地區太近，對當時依然強調「華夷之辨」的中原政權是一大隱患；而對大英帝國來說，假如沒有清廷同意，奪取並長期佔領舟山的軍事代價非常大，不啻一場持久戰。鴉片戰爭期間，佔領當地的英軍受疾病困擾，並與當地居民對抗，後者在長期習慣與外人合作的香港島民（參考「阿群帶路」故事）身上是不會發生的。

就在此時，香港正式進入英國視野，有三個人功不可沒。

第一位是威廉．渣甸博士（Dr. William Jardine），歷史上廣有爭議的怡和洋行創辨人，也是香港早期的英商集團領袖級人物。他的洋行先在十三行時代的廣州成立，主要經營鴉片、茶葉和其他貨物買賣，是鴉片商最重要的發言人，強調鴉片走私能為英國帶來巨大利潤。清政府的廣州「一口通商」政策由來已久，形成了一套以公行中介、外貿壟斷、限制外商等為目的的貿易體制，英商欲求突破已久，能打破這些障礙的開辟鄰近新埠，無疑就是他們的當務之急。於是渣甸提出了佔領香港島的想法，既維持了廣州現行的貿易體制，也較容易被各方利益所接受，以及方便英商（自然包括他自己）繼續廣州的貿易。對這類英商而言，「山高皇帝遠」這中國國情已經熟知，反而要是搬到北京、上海附近，來自中國的制約可能更多，當地民風也不如南部開放，加上既得利益的羈絆，擔心「換地」得不償失。關於渣甸家族對香港國際化的影響，我們會在第五章再討論。

第二位是當時英國在遠東地區的最高負責人，海軍軍官及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他在沒有強烈要求大清政府開放口岸、沒有直接知會英國政府要改變政策的前提下，卻以要求割讓土地作為戰後協議的主軸。一直以來，義律都對英政府推銷舟山群島的潛在商貿價值，然而後來義律在佔領舟山後發現，佔領和管治舟山的代價、和舟山的實在價值，都似乎未能為說服他為何要不惜一切，強佔舟山，特別是他視察舟山島的港口後，認為當地易攻難守，容易與鄰近政權和窺視當地的列強不斷衝突，而且其實到了適宜大船泊岸，需要不少額外基建，並非可以取來即用，而採取小政府、間接管治殖民國策的英國是否準備好有關開支，實屬疑問。身為海軍上校的義律，視角自然與政商兩界截然不同，在1842年1月25日，義律在送交外相巴麥尊繼任者鴨巴甸勛爵（Earl Aberdeen）的報告中指出，與舟山相反，香港島這樣的口岸擁有「巨大而安全的港口，豐富的淡水，易於由強大海軍來保護等優點，地域大小和人口狀況都很適合我們的需要。」捨大取小，多少源自殖民孟買和新加坡的經驗，令英國知道離岸小島嶼除了被證實有能力可以成為國際轉口港外，還能作為釐清糾紛的界線，減少與被殖民國家正面衝突的機會；相較下，舟山群島卻不夠「離岸」、太過核心，甚或依然屬於陸權範圍，與大英帝國的擅長並不相符。

第三位是義律的駐華商務總監接任人、後來成為第一任港督的砵甸乍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鴉片戰爭開戰後，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根據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廣」，「永遠」斷絕和英國貿易，造成十三行的英商損失慘重。他們被逐出廣州後，只能轉赴當時依然主權屬於中國、但其實清廷鞭長莫及的香港島存貨，並受到香港島民庇護，因此香港島便成了英商重要避難所。這些經歷，都令英商群體更相信永久佔領香港島作為「廣州2.0」的價值，比重頭開始開發舟山群島來得划算。當時英國政壇再次出現強調開放中國貿易城市、比佔領中國土地更重要的聲音，維多利亞女王和首相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也在其中，但砵甸乍接替義律之後來到香港形勢，完全同意英商和義律的看法，決定在香港島大興土木，並且宣佈香港島為自由港，開啟了一個全新國際時代。後來在1842-1843年間，隨著廣州的貿易停頓、和成為英國屯兵基地，香港島的貿易出現了短暫激增，令英商確認了選擇的正確。

換句話說，香港島能夠「勝過」舟山群島的原因，主要並非來自香港當時擁有和潛在擁有的自然地理實力，而是在於一系列微妙的既得利益、地緣政治、灰色地帶的計算：香港島可以為英國商人打破廣州十三行制度，打擊世界各國的競爭對手，並透過壟斷在中國的鴉片貿易，向清政府施壓、換取更多潛在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些計算亦是令砵甸乍立場堅定、並贏得英國政府最後支持的原因。[1]

由於香港開埠並非以一片荒蕪的漁村為起點，而是先有已經在廣州十三行蓬勃發展、但被趕走的英商集團，後才有捨棄舟山群島的英屬香港，令香港先天就註定了以重商主義主導港口土地的方向發展。《南京條約》簽訂後，英軍最早登陸香港島的上環、西環，成為香港最早的港口，而英人建為首府的維多利亞城（今中環）一帶成為洋行的聚集地，也成為香港城市化的雛形，並奠定了今日中環成為香港金融中心、外國人聚居地的基礎。於是，外國使節也紛紛來到香港島（不少還是從廣州、澳門遷移過來），集中在香港島中環一帶，令香港島分擔了香港與國際的連繫角色。[2] 由於這些小城市與港口能夠在始建階段互相支持，港口帶來貨物與人，而城市則提供市場與維持港口運作的能力，令香港一開埠，就朝向「城港合一」的方向建設。學者Murphey等（1989）認為，港口城市注定要通過經濟多元化的連續階段，才能成為一個「綜合城市」，第一階段的定義是城市經濟需要高度依賴海運和港口功能。而英國選擇的香港島港口，就是一個相當符合上述理論框架的例子。

[1] 梁曉遴。<解構香港割讓來看身份定位（一）：為何是舟山？>；<解構香港割讓來看身份定位（二）：由舟山到香港島的曲折轉換>；<解構香港割讓來看身份定位（三）：香港是「他者」嗎？>

[2] 羅章仁、黃就順。<香港取代了澳門成為廣州外港及中外交流中心>，澳門《行政》，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