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0】後殖民文化史觀下的香港 (Patreon)

不同立場、不同本位的大國史觀以外，閱讀香港的視角，也包括近數十年來在世界各地興起的左翼概念「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這派學者最核心的關懷，在於批判和解構「殖民論述」（Colonial Discourse），並尋求重建「民族主體性」，從而讓曾被殖民過的人民，得以在本位上重新發言。然而，在香港學者的有關研究中，他們逐漸發現香港的情況不是一個可以容易援引理論的「經典」殖民地，很難直接應用「後殖民」論述，否則很容易跌入「大中華史觀」或「大英帝國史觀」的二元對立。正如香港本土文化學者羅永生指出，一般後殖民主義是建基於殖民與國族的二元對立論述之上，然而香港的獨特情況，由於殖民者、本土意識以及中國民族意識在香港的複雜交錯，則是英國與中國的對立，令夾在其中的香港主題性，在「去殖民」話語下，往往反而變得失語。[1] 

依循文化史觀、身份認同研究脈絡的台灣作者洪雪芬，則嘗試把香港殖民史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是1841-1949年，在這期間香港人的身份概念尚未清晰出現，大多數港人也只把自己當作中國人，這與殖民者刻意不介入華人社會發展的政策方向有關。第二期是1949-1984年，期間中港文化連結斷裂，西方文化湧入。高速的經濟發展，使港人生活與中國大陸產生巨大差異，消費主義等亦主要在這時期出現。第三期則是1984-1997年，期間牽涉主權移交等一系列議題，讓港人進一步反思身份認同問題。然而在這過程中，由於香港的主權是移交中國、而非獨立，因此在這段期間，較為顯注的是北京刻意令中國民族意識在香港抬頭，去合理化整個主權移交，而非港人本土意識的萌芽。[2] 不過，假如把上述觀察延伸到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歷史，則可明顯發現香港本土意識的急速成長；假如新一代香港人不視中國為「新宗主國」而不是「祖國」、激起新一波實質上的「去殖民」身份認同，是不會如此的。

此外，後殖民史觀也嘗試爬梳、釐清香港華人在殖民地時期的複雜身份認同。例如羅永生以「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一詞，概括早期香港英商與華人買辦共享經濟利益的情況。[3] 其中的例子包括分沾鴉片貿易利益、參與買賣苦力等，而自治組織如文武廟、東華醫院、保良局等的建立，亦顯示了華人買辦的影響力，因此，他認為華商與殖民者的關係，並非單純的對立或被統治可以概括。這種複雜性，如台灣學者郭惠英所研究，亦呈現於二○年代爆發的省港大罷工：當時反對工潮的港人，相信英國政府協力維持香港社會秩序，認為盡力恢復兩地商業繁榮，才算是「愛國」，反而普遍不支持中國政府在背後推動的民族主義論述。在罷工初期，獲港英信任的香港華人領袖周壽臣爵士即注意到事態發展，並關注日漸蔓延的反帝國主義情緒，於是協助港英政府施政，以平息混亂，並於事後得以成為港英政府的首位華人行政局成員。[4] 某程度上，中國對這類香港被稱為廣義「建制派」的「買辦」、「高等華人」或「代理人」從未曾真正信任，認為他們從來都是服務前朝既得利益、或純粹自身利益，這樣的人卻掌握香港的實質管理權，反映尚未「去殖」成功，這也是2020年推動所謂「二次回歸」的深層次原因之一。

後殖民研究亦聚焦於本土意識的形成，以及研究其嘗試從殖民書寫和愛國主義史學手中，去爭奪歷史話語權的過程。香港學者張佩思舉了20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為例，指出當時正值重新引發本土思考的時期。保留碼頭並非源於戀殖，而是恰恰相反，套用葉蔭聰的理解，卻是源於解殖（Decolonization），是「一次對自身歷史的重認、自我批判、重新書寫……自我意識的覺醒、持續自我反思、建構主體性（Subjectivity）的過程」。[5] 這派觀點認為後殖民並非聚焦於主權誰屬，而是試圖解構殖民時期的歷史，是如何、被哪種權力組裝建構為一套體系的。然而部份支持者應用有關理論時，逐步有脫離實際傾向，令單純強調本土身份認同的青年與之分道揚鑣，更以所謂「左膠」一詞形容之，多少反映理論結合實際情況的知易行難。

另一位對香港青年有深遠影響力的文化研究學者、2022年諷刺地被《港區國安法》拘捕的許寶強，則以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反新界東北發展等社會運動例子，指出這種香港本土意識源自族群矛盾，而這正是香港特區政府有意為之而成的。他特別相信「官員和政黨樂意把階級分化的真問題， 轉化為對統治階級威脅不大的族群矛盾」。[6] 這種論述，亦是建基於羅永生的「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 」觀點，強調回歸後的香港，繼承了殖民地時期的權力結構，而這觀點除了在社會學者呂大樂筆下成為香港人不同世代面對不同挑戰的結構性原因，北京其實幾乎對這一論調全盤照單全收，再用自己的方式去逐步扭轉。[7] 張佩思故而認為有見國族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治之間在香港歷史存在深層牢固關係，即使香港出現主權移交，亦難以去除。[8] 

根據這派觀點，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雖然官方不承認，但香港其實正處於另一種「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的狀態之中。至於在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後，究竟是「徹底去殖」，還是「進一步再殖民」，則完全視乎論者的立場了。

[1] 羅永生。2007。 <殖民城市的政治想像>。

[2] 洪雪芬。2006。<後殖民香港的文化認同變遷(1997—2005) >。

[3]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政治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4] Huei-Ying Kuo, “Bourgeois Hong Kong and its South Seas Connections: A Cultural Logic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1919-1933,”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5 (1), 2019, 146-166.

[5] 葉蔭聰。2011。〈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想》第十九期，頁 103-116。

[6] 許寶強。2015。<香港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

[7] 呂大樂。2002。〈思想「九七前」與「後九七」香港〉，收錄於《我們的地方，我 們的時間》，謝均才編，頁450-475。香港:牛津大學。

[8] 張佩思。2016。<香港本土論述、文化解殖、後殖民創 傷之弔詭關係: 以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為例>。文化研究 第二十三期 2016年秋季。頁14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