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離地國際日報🇺🇸】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病逝：假如他成為首位美國黑人總統 (Patreon)

軍人出身的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病逝，美國政壇一片哀悼。他生涯最高峰的時候，在美國、乃至全球格局充滿可塑性，是一個平行時空類型的深度人物，人生關鍵時刻的決定，值得後人再三思考。

某程度上，鮑威爾可說是一個黑人版的名將艾森豪威爾，政治傾向偏中間，也幾乎成為了總統。他最廣為人知的是在海灣戰爭期間，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對成功光復科威特、而沒有令美軍長期陷入中東泥沼，立下大功。

他主張先長期空襲摧毀伊拉克有生力量、大量減低美軍地面士兵傷亡成本、而不進行任何無關國家利益的軍事行動的「鮑威爾主義」，氣勢一時無兩，國內外聲望都如日方中，也奠定了在共和黨主流派、特別是布殊家族當中的受信地位。根據同一原則，美國當時沒有推翻薩達姆政權，而是認為一個弱化了、而且實質被肢解、但又維持一個獨裁者管治的伊拉克，反而對美國利益更有利。今天看來，似乎也不無道理。

鮑威爾自此成了國家英雄，除了可以代表共和黨選總統，也得到民主黨接受、甚至被考慮過代表民主黨參選，這正是美國政壇對軍人從政特有的包容。在1992、1996、2000、2004、2008年，都有輿論讓他選總統，甚至到了2016年，依然有選舉人投票時填上他的名字作抗議。2000年總統大選那一次，鮑威爾比後來當選的喬治布殊更有人望，假如他最終去馬，有可能比奧巴馬早8年，就成為第一任美國黑人總統。然而他對布殊家族始終忠誠，決定協助老布殊的兒子扶正；而他被任命為國務卿與其說是「太子」投桃報李，不如說是靠爭議選票當選的喬治布殊為了穩定局面的維穩工程。

但鮑威爾沒有競選總統，並非他一個人的事，而是一條路線的事。

在喬治布殊朝代，當權的是新保守主義者，領袖包括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Donald Rumsfeld、副國防部長Paul Wolfowitz等。鮑威爾雖然軍人出身，在他們眼中卻是太鴿派、太溫和，缺乏帶領美國成為全球領袖的能力。新保守主義者強調理念先行，並非完全為國家利益才做某些外交政策，例如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就強調要推廣民主理念，而不是因為伊拉克真的在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這和鮑威爾的現實主義訓練完全背道而馳。

假如鮑威爾成為美國總統，9/11後的反恐戰爭，很可能就會局限在阿富汗戰場，而對中國的壓力也會保持，不會出現所謂「十年戰略機遇期」。

但這都是後話。

鮑威爾在同僚壓力下，作為喬治布殊內閣民望最高的人，被逼在聯合國進行「大外宣」，宣傳伊拉克真的有大殺傷武器，去合理化美國單方面繞過聯合國出兵的決定。這事肯定是鮑威爾的一生污點，而且完全是違心事。假如鮑威爾當時決定不妥協，而是辭職抗議，歷史同樣可能改寫。伊拉克戰爭不至於打不成，但喬治布殊可能連任失敗，然而到了鮑威爾做滿四年任期才去職，就沒有了這種效果。

自此，鮑威爾的政治潛能逐步退減，他也逐步從共和黨主流派變成共和黨非主流派，不但和喬治布殊年代的新保守主義者合不來，到了特朗普的另類右派出現，他更成了堅定反對派，在總統大選都情願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和另一位共和黨元老麥凱恩一樣，成為黨內反特朗普的精神領袖，最後在特朗普支持者佔領國會一役之後心灰意冷，更宣佈退出共和黨。

但鮑威爾並沒有充份運用這種影響力，去推動新的國策或平台，也未能理解特朗普獲得部份群眾支持的原因，結果只能成為花瓶，而成不了改朝換代的領袖。

從鮑威爾的一生可見，他在軍事領導能力上表現出色，但不是政治領袖，沒有自己開拓時代、帶領國家的勇氣，於是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都瞻前顧後，都失去了改寫歷史的機會。這方面，和艾森豪威爾的從政之路其實也差不多：這位二戰名將獲兩黨青睞，最終代表共和黨成為兩任總統，但任內美國暮氣沉沉，內政居然被麥卡錫參議員一類人搶去主導權，對外也不見得有效回應蘇聯挑戰，整個政府屬於回應型多於進取型，這方面和另一位獨斷獨行的名將麥克阿瑟相比，可謂兩個極端。

鮑威爾失去的機遇，也許同時是美國失去的機遇，畢竟開拓型的人才，又很難得到跨黨派人望。也許，這就是民主的最大局限。